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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程序中的事实确定

时间:2021-01-09 01:16 来源:WeLawSaid 公众号 作者:莫 阅读:

   法律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可供适用的法条的构成要件以及其中包含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法官能够确定的实际发生的事实。在法律三段论中作为小前提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应当切实反映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诉讼程序在某个角度上来看,就是当事人向法官一层层揭示案件事实的过程。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在现在的科技能力范围内,法官不可能亲身感知事实。在这里,有必要补充的是,如果法官亲历了自己审理之中的案件事实,如果面临争议需要法官进行作证的情况下,法官的身份自动让位于证人的身份,其不应当继续审理该案。法官只能在事后,观察那些原本属于案件事实的物体、听取亲历者的陈述来感知事实。就证人发表的证言而言,从事过法律事务的人都会觉得证言的采信是比较困难的。证人的感知能力,回忆的确切程度,表达措辞的精准程度,以及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立场,都会影响证言的可靠性。所以,法官在采信证言之前,一般都要对证人的可靠性进行心证。比如,法官几乎不敢采信没有出庭佐证的证人所书写的书面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进行印证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向事实负责的法官,绝对不会采信如此证据。我们的证据法也是这么规定的,《民诉证据规定》第68条第3款就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言的可靠性虽然并不强,但证人的陈述总会让整个“故事”的框架更加丰满一些。如果没有任何亲历案件事实的人的感知来陈述案件事实的话,事实的认定便会变得更加困难。比如就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意向、动机、善意、恶意等,就会只能凭借外部的迹象作为间接证据进行推论。间接证据本身是某些事实或者事件,其本身虽然并不能够直接反应待决案件之中的争议事实,但是我们可以从间接证据推论出来一部分属于在审案件的事实。一般情况下,与证言相比,间接证据补足“故事”的能力并没有证言那么强。但是,在这种推论过程中,大前提是所谓的经验法则、自然规则或者具有盖然性的规则,小前提则是我们提到的间接证据。这里的大前提,往往只是盖然性的规则,甚至对其可靠性进行充分的论证。所以,在这种方式下推论出的事实,也只能是处于“相当可能”的状态。举个例子。在某案[1]中,A主张,其向B公司交付1000万元借款本金,提交有借款协议、收条、存款回单、进账单、转账凭证、对账函等证据;B公司则主张,《借款协议》是因为其急需资金按A要求签订的,银行流水是A利用银行柜台“一取一存”业务操作的不规范制造的虚假流水,造成完成了1000万元借款交付的假象,实际有400万元属于重复出借,本金只有600万元。我们来看法官是如何分析的:

据信用联社业务部门介绍,对于不发生现金交付的“一取一存”业务,如果柜员钱箱里的余额不足取现金额,则“先取后存”的业务从交易时间上会反映为“先存后取”,即本来是α账户取现存入β账户,但因柜员钱箱的余额不足取现金额,无法取现,则从交易流水的时间上会反映出β账户先存入现金,α账户后取现的情况,如本案中4月22日、5月16日的交易流水反映的是A先存现,C后取现,因涉及的取现金额均为100万元以上,故不能排除C先取现但柜员钱箱余额不足的情况;同时,只要α账户取现和β账户存现的总额相同,柜员可根据客户要求将该“一取一存”业务分为两笔以上金额不相同的“一取一存”业务,如本案中2014年4月22日C取现和A存现的金额,虽然单次金额不等,但取现和存现的总额是相等的,均为300万元,亦符合农信社“一取一存”业务的办理规程

从本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该案中,最为重要便是AC当天的操作是不是所谓的“一取一存”。但是,在本案中,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发生了所谓的“一取一存”。信用社的陈述是,金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排除钱箱余额不足,并没有明确的确认当天的钱箱余额是否确实不够取现金额。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经验法则在了,一般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柜员的钱箱是不足本案争议的100万元的,进而推论出,当时柜员采取了“先存后取”的操作模式。而这种推论正好与A先存现,C后取现的事实一致,后述事实可以由存取款凭证直接证明。当然,这个案例中适用了间接证据+经验法则的推论方式,但是在本文没有摘录的其他证据中,法官逐一排除其他可能的合理性,当事人的陈述因与其他的证据相矛盾而予以排除。在该案到最高院申请再审的时候,最高院认为“从AB公司法定代表人C共同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与本案借款支付的关联性、A携带大额现金到柜台存款的合理性、A对现金来源解释前后矛盾、A就银行柜台业务操作的不合理说明以及银行柜台一取一存业务操作的实际流程等方面,作出AC转账支付的1000万元中有400万元未实际支付,本案A实际支付借款本金600万元的认定,符合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方面的法律规定。”[2]驳回了再审申请。

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通过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虽然并没有达到100%的准确性,比如当天柜员的钱箱子里真的可能有300万元现金,但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时候,再结合民事诉讼中只要求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就已经足够的标准,就可以让法官达成确信,作出判决。在法释〔200133号《民诉证据规定》中,第73条第1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高度盖然性标准。这个规定在新的《民诉证据规定》中被删掉了,因为这个规定已经被吸收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中“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毋庸置疑的是,原《民诉证据规定》的措辞更加直观,但证明标准作为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应当规定在民诉法法典之中。

真相发现固然是诉讼法的重要目的,但就像法律原则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其他法律原则的限制一样,发现真相并不是诉讼法唯一的目的。比如,在发现事实的过程中,法官也会受到当事人进行原则的一定限制。比如,法官要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范围之内进行审理,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法官则一般不应予以反对。


[1]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云民终281号民事判决书。

[2]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66号民事裁定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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